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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已經進入轉型期，轉型的過程既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也是實現從勞動力驅動到人力資本驅動的轉變過程。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專家對此解讀稱，經濟發展是社會的發展，歸根到底是人的發展。以上表述意味著中國政府將在提高人力資本質量方面投入更多精力，預計投入將主要集中在教育領域與勞動力市場。
轉變發展 依托人力資本驅動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從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看，過去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引進技術和管理就能迅速變成生產力，現在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余勞動力減少，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
了解到，在人口和勞動經濟領域專家的研究中，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紅利”消失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人口變化第一步是生育率下降；第二步是勞動年齡人口從快速增長到增長趨緩直至不增長；第三步則是老齡化。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人力資本積累和儲備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世界工廠”盛名背后是長期以來充裕勞動力的供給。不過，由于我國人口生育轉變的“壓縮性”特征，一方面使我國在極短的時間內爆發其人口優勢，另一方面也可能會在極短的時間內喪失其人口優勢。
“對中國來說，首現招工荒是2004年，這可看做是劉易斯拐點，接著2012年出現了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這兩個轉折點之間相隔的時間非常短。今后再走下去老齡化的軌跡會和其他比較早進入老齡化的發達國家很相似，但速度會比他們快得多。”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認為，這個因素雖然不會導致經濟停滯，但是會帶來一個自然的減速。
事實如其所言。隨著勞動力無限供給理想狀態的逐步消失，中國勞動力的成本不斷攀升，導致依賴勞動密集型產業驅動經濟增長的歷史發展模式難以持續。有統計數據顯示，目前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工人月薪大約是500美元，已經高于印尼的300美元和越南的250美元，中國低端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趨于下降。
同時，中國人力資本不足也體現在勞動人口結構上。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殷醒民表示，測定人力資本對創新貢獻的指標是研發人員占百萬人口的比率，更高的比率和更快的增長率可以反映一個不斷上升的人力資本密度。芬蘭是一個500萬人口的小國，它的研發人員占百萬人口的比率是7700人，居全球之首。而中國的這一比率僅為1071人，科技人力資本投入遠低于物質資本的投入數，說明我國創新投入中人力資本的嚴重短缺。
專家提出的解決之策是提升人力資本質量。“經濟轉型的核心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而從勞動力驅動轉為人力資本驅動符合經濟轉型的核心要旨。產業結構的調整方向是從勞動密集型的低端制造業轉向高新技術導向的高端制造業，從以生產為主的傳統經濟轉向生產與服務并重的現代經濟，這就意味著經濟增長必須從依賴勞動力驅動轉變為依托人力資本驅動。只有完成了從勞動力驅動向人力資本驅動的轉變，才能重塑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實現中國經濟的再次騰飛。”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胡遲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
挑戰 人均人力資本差距仍大
專家認為，中國已從勞動力數量和人力資本雙增長的階段，進入到勞動力數量減少但人力資本仍保持增長新階段，因此未來應重視人力資本投資，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為什么研發經費占GDP的比重突然上去了，不是政府投入，而是企業自己選擇，它得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個時候，人力資本的重要性就得到體現。你看現在培訓市場非常火爆，人力資本的作用正在得到體現。”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表示，中國現在要提高勞動生產率，最重要的是發揮人力資本的作用，創新的核心也是人力資本。
根據中央財經大學中國人力資本與勞動經濟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人力資本報告2014》，GDP與人力資本總量的比率基本呈上升趨勢，表明人力資本的平均生產效率在逐漸提高。該中心主任李海崢表示，近年來中國的人力資本增長并非由相應的人口增長導致，而是由教育及其他因素所推動。中國人力資本總量在2010年按當年價值計算已經達到了812.1萬億元，這一水平已位于世界前列。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中國人力資本總量大，但是人均人力資本相對較低，距人力資本強國還有很大差距。中國在全部122個上榜的經濟體中排名第43位，人力資本綜合指數是0.186，為排名第一位瑞士指數（1.455）的13%，差距明顯。
以人力資本為核心的二次人力資源開發，是經濟減速之后值得重視的重要問題。“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增長的挑戰在于人力資本的積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表示，實現從勞動力驅動經濟到人力資本驅動經濟的轉變，讓人力資本成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是經濟轉型必須贏得的挑戰。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也說，經濟轉型的要義，是用可持續的效率驅動替代不可持續的規模擴張。“經濟轉型成功的關鍵是加速積累人力資本，在收入增長的基礎上加速人力資本積累，是促成良性互動轉換的關鍵”。
升級 投資教育和勞動力市場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人力資本總量雖然大，但人均人力資本卻處于相對落后的狀態。因此，當前政府加大對人力資本投資則顯得更加重要，這尤其要體現在兩方面：讓更多的人受教育以提高勞動參與率，改善勞動力市場現狀讓市場以更高的效率配置勞動力資源。
在教育領域，可以考慮延長義務教育年限并繼續高校擴招。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陳玉宇表示，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發生的變化之一，就是支持中國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的勞動力資源條件發生變化。中國將從一個低技能、低教育水平的勞動力充裕國家，變成一個高教育水平、高技能勞動力充裕的國家。怎樣適應這樣的轉變，需要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有根本性的深刻改革，才能夠完成。他認為，中國的人力資本在存量上并沒有優勢，“25歲到34歲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相比其他國家較低。這也要求國家應繼續加大人力資本的投資，包括基礎教育更加廣泛推廣，甚至提升到12年。以及現在已經展開的高校擴招，并不要因為暫時的困難和目光的短淺而放緩腳步”。
蔡昉認為，目前積極就業政策的內涵應有所改變。在新形勢下，就業崗位的創造不再是主要問題，而是結構性的就業矛盾，即勞動者的技能無法適應產業結構的變化，就業政策應該向以結構性失業為主攻方向的新就業政策轉變。由于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已經到峰值，現在是負增長。在勞動力總量不可能增加的前提下，只能通過提高勞動力供給的來源，即提高勞動參與率，來提高勞動力供給。這就要繼續堅持目前高校擴招的政策。因為通過高等教育，勞動者的素質才能顯著提高；同時，高等教育也能為高中教育提供激勵。
在勞動力市場建設方面，更重要的是通過配套建設提高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曹遠征表示，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因為資本不再表現為貨幣資本，而是表現為人力資本，這是城市化最核心的含義。曹遠征說：“不是蓋多少房子，修多少地鐵，這些固然重要，但人力資本的提升是城市化的核心。人力資本提升是一整套制度建設，教育、醫療、文化這些軟的基礎設施都變得很重要。”
“在新形勢下，我們必須通過改變投資領域、方式和主體，將之引導到有利于人力資本積累的動態調整路徑上去。符合這一要求的投資，顯然應更多地分布在教育、衛生、醫療、社會保障等社會基礎設施領域。”李揚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