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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能源發展的涵義和前景也出現分化，新舊能源將面臨不同的政府政策和成本環境。
典型的“舊”能源是煤炭行業，發展進入“寒冬期”。從需求側看，隨著經濟增速明顯放緩，煤炭需求疲軟，而霧霾治理下的煤炭替代和控制也擠壓了煤炭能源發展空間。2020年控制在42億噸的目標，更是給煤炭行業的未來擴張設定了“天花板”。從供給側看，在2012年前煤炭牛市的推動下，煤炭快速大幅投資。據估計，現有煤礦產能超過40億噸，在建和技術改造煤礦規模超過10億噸。一方面，隨著在建和技術改造煤礦陸續投產，煤炭行業的供給能力不斷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治理霧霾等原因，煤炭需求很難得到提升，甚至在消費峰值出現后絕對量還會開始下降。因此，供給過剩將會成為未來幾年煤炭行業的常態。隨著龐大的能源消耗帶來的環境問題集中爆發，對煤炭進行替代、嚴格控制煤炭消費，已成為無法回避的問題，煤炭行業發展陷入困局，需要另尋出路。
通過限制產能以平衡供需和維持價格確實是短期唯一出路，但具體執行問題很大。首先，煤炭新建產能投資金額很大，大量資金來源于銀行貸款，投資者面臨很大的財務壓力，因此有很強的釋放產能沖動，容易陷入“低價量長”的循環；其次，煤炭市場供過于求，限產者面臨很大的風險，因為其他煤炭企業既有動力也有能力增產走量；再次，我國煤炭行業集中度較低，各利益方的協調問題會使得限產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因此，發展煤化工，特別是煤制油和煤制氣，推動煤炭同時作為燃料和原料，可能會成為未來發展的方向和煤炭行業自救手段，但需要特別謹慎對待。發展煤化工有很多理由，比如中國“富煤少油貧氣”的資源稟賦條件，較低的煤炭成本和人力成本，相對短缺的油氣供應等。從帶動GDP、就業和稅收等角度，煤炭資源豐富省份的政府也有很強的激勵來刺激煤化工發展。但問題其實沒那么簡單，主要問題是煤化工面臨的約束，取決于是否有利于環境治理。環境治理的政策風向變化，會使煤化工的市場空間和利潤面臨很大的風險。
因此，在霧霾治理的背景下，基本上可以預期，煤炭野蠻生長已經成為歷史。未來煤炭行業發展的出路首先在于改善自身經營狀況，剪除落后過剩產能，提高整體運營效率。煤炭行業尋求變革的另一個突破點在于煤炭清潔化利用，通過煤炭清潔化利用，減少煤炭利用過程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緩解煤炭產業和環境治理之間的矛盾，減輕霧霾治理而導致的煤炭替代壓力。
作為“新”能源的清潔能源發展似乎前景一片光明，但困難也很多。長期“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是由兩個因素決定的：一是資源稟賦；二是煤炭的低價優勢。因此，清潔能源發展需要面對替代能源的來源和高成本的問題。
政府承諾到2020年清潔能源占一次能源比例為15%。完成這個比例實際上給煤炭的替代能源也做了限定，風電和太陽能顯然需要進一步鼓勵，特別是分布式發展。統計表明，中國在建核電機組28臺，加上目前已投運機組，總計裝機容量約4800萬千瓦。考慮到核電建設工期至少需要5-6年，即使2015年前有新的機組開工，樂觀估計到2020年核電投產裝機5800萬千瓦，占2020年一次能源也不過3%左右。水電也由于較長工期的限制，到2020年大致只能達到3.5億千瓦左右。生物質和地熱等量級相對較小。要滿足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15%的要求，風電和太陽能需要大規模發展，大致為風電2億千瓦，太陽能1億千瓦。因此，可以預見近期風電和太陽能還會得到政府從政策和規劃上的大力支持。
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核心問題是成本。雖然隨著技術進步和規模擴大，風電和太陽能的成本不斷下降，但要實現平價上網依然存在距離，特別是考慮到這些可再生能源的并網成本以及配套儲能成本。如今煤炭等傳統化石能源價格正在下降，清潔能源的成本劣勢更加明顯，實現大規模可再生能源發展，補貼需要更加有力。
分布式是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發展模式。風電和太陽能等新能源基地基本上集中在西北、蒙東地區，大規模發展風電和太陽能需要建設電力外送通道。由于風電和光伏發電隨機性和間歇性特點，大規模并網發展會對電網造成很大的沖擊。分布式模式可以解決資源與負荷在地理上逆向分布的問題，而且對電網的沖擊比較小。
戰略上看問題，推動煤炭替代和可再生能源發展，需要長短結合的政策組合。短期靠政策，通過更高的環境標準和約束指標，以及能源價格改革和補貼，迫使煤炭替代和可再生能源發展；中長期則需要通過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來解決成本問題。在這一過程中，政府應該為創新承擔更多的責任，包括提供資金支持、保護創新權益，以及對新技術應用的推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