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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制造業讓東莞市有了“世界工廠”的稱號。但近一年來，“熄火”、“衰落”和“危機”成為外界加在東莞身上的標簽。
目前，廣東東莞、深圳等地的加工制造業很多工廠訂單流失，不得不關停或將生產線向東南亞、非洲等地轉移。媒體稱之為東莞遭遇新一輪“工廠倒閉潮”。
但彌漫在東莞空氣中的，并非都是悲觀的氣息。東莞市長袁寶成說，一些企業的倒閉，是屬于市場經濟中優勝劣汰，并不能說明制造業整體遭遇了危機。
相關專家認為，東莞一些以加工制造業為主的工廠倒閉的同時，一些高科技、大品牌公司也在崛起。一邊是倒閉潮，一邊是轉型潮，兩者并存。這是中國產業升級必須要經歷的過程。
關閉東莞的工廠一年多后，37歲的任遠前不久將深圳的工廠也關閉了。
幾個月來，任遠把自己名下的房子、車子變賣維持運轉。但他發現，賣再多的房子和車也解決不了問題。最終，任遠選擇徹底告別手機制造業。
“我的遭遇和高民一樣。”任遠說，今年1月，“兆信通訊”董事長高民留下遺書自殺，引起社會轟動。高民的幾位供貨商拖欠上千萬貨款，成為壓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0年前，東莞攢幾臺模具機就能開工廠。當時還是打工仔的任遠抓住機遇，在東莞開了第一家手機屏幕組裝廠。
經過數年的發展，任遠的工廠年產值2億多元，用工最高規模有上千人。2009年，他在深圳又開了一家同樣的工廠，主要生產手機屏幕和屏幕光源。兩個廠為他實現了財務自由。
但從2012年開始，手機制造業開始走下坡路。除了國際上一線手機品牌被淘汰外，手機配件制造業的競爭也越來越白熱化。
與任遠類似的案例近一兩年不斷上演。東莞當地流傳的說法是，近一年以來，至少有4000家企業關門。而以電子行業為首的生產制造業企業成批量倒閉，媒體稱之為東莞第二輪“倒閉潮”。
東莞，倒閉后的企業一片蕭條，睡在舊廠房中的流浪者。
屏幕工廠利潤三年減少9成
任遠是河南人，2003年他到東莞打工，進入一家手機屏幕加工廠。在熟悉了業務流程后，2005年任遠成立了自己的手機屏幕廠。
當時正是觸屏手機發展的高潮期，各種手機都在更換手機屏，也涌現了很多智能手機品牌。任遠開始為三星、諾基亞、京瓷等手機供應手機屏，生產規模也越來越大。
2009年，任遠又在深圳開了一家相同的手機屏幕廠。任遠說，他的工廠沒有核心技術，只是將外面工廠切割好的玻璃組裝焊接成手機屏幕。
10年的發展讓任遠成為朋友心目中的成功人士，但他沒有想到生意的寒冬說來就來。
“其實做到后來已經沒有意思了，工廠利潤三年減少了9成。3年前生產100萬件貨能賺200萬，現在生產1000萬件才賺200萬。”任遠說，從2012年開始，手機屏幕的利潤越來越低，廠家紛紛壓價銷售，成了惡性循環。
去年的一天，他接到已合作10多年的另外一家液晶公司老板電話，對方說自己活不下去了，欠他的165萬元貨款只能以后再還。
“我跟他做了這么多年生意，我能怎么樣？”任遠說，他們這一行都是三角債關系，他的客戶欠他的錢，他也欠著供貨商的錢。如果他的工廠要繼續開下去，他就只能自己背下這個債務。
后來，倒閉跑路的客戶越來越多，任遠只能賣房賣車來維持自己工廠運轉，最后實在支撐不下去，只好選擇了關門。
任遠說，現在很多工廠都在苦苦支撐，做得很辛苦，但還要做下去，要不然就只能宣布倒閉，也意味著自己承認失敗。
“有時候想著想著眼淚就流下來了。”任遠說，創業十年，雖然賺了點錢，但是工廠就這么倒閉了，真不知道怎么跟人講。
10月8日，與任遠類似的企業深圳福昌科技公司宣告：因資金鏈斷裂，決定停產，放棄經營。
福昌前員工楊天(化名)認為，福昌的倒閉有其自身的原因，福昌主要為三星、華為、中興等手機企業生產手機塑料外殼，這屬于一個低端產業。一旦有廠家拿更低的價格競爭，福昌就會接不到訂單。沒有訂單，還要給員工發工資，勢必會拖垮企業。
不久前，東莞京馳塑膠科技有限公司也宣布破產。
成立于2013年的京馳公司也是一家生產手機外殼的企業。11月1日，京馳廠區內只有一位老人在守門。他說，京馳倒閉前也有很多供應商來討債，工廠今年的生產質量跟不上，殘次品率超過20%，大批產品被退回來，老板結不到錢，自然也無法給供應商付款，最終導致企業倒閉。
“東莞還有什么地方能吸引我？”
除了倒閉，也有企業選擇了外遷。
今年十月長假過后，東莞金寶電子廠將4個廠區中的一個廠區生產線關停。據媒體報道，金寶公司要將生產線轉移到泰國。
東莞金寶電子廠位于東莞長安鎮，屬于臺資企業，主要為世界知名的電子鋼琴、電腦、打印機代工。
金寶公司員工劉強(化名)說，今年中秋節之前，他們完成最后一批訂單后，公司宣布放中秋和國慶長假。但等到10月8日來上班時，他們發現工廠的生產線被拆除，聽說生產線轉移到泰國。他們所在的整個鳳凰廠區的人要么分流到其他廠區，要么遣散回家。
在金寶廠工作了8年的劉強已成為流水線上的主管。原來有訂單的時候，他每天工作12個小時，每月工作26天，能拿6000多元工資，但這次生產線被拆除后，工廠讓他到其他廠區做普工。
對此，劉強難以接受。
截止到11月初，原來鳳凰廠區的100人還在公司堅守。他們說，每天坐在辦公室里玩手機、睡覺，一個月按照基本工資2000元發工資。“廠里這樣做實際上就是逼著我們自動離職。”劉強說。
但金寶電子廠并不認可生產線轉移的說法。
“只是一個生產線調整。”金寶電子廠臺籍高管劉裕宏說，原來的產品生產線訂單減少，他們將更換成新產品的生產線，就拆走了原來的工作臺。
盡管東莞金寶電子廠否認將生產線轉移泰國，但東莞市工廠轉移到中國內地、越南、印度、非洲的比比皆是。
東莞一鞋廠負責人曾亮(化名)說，他曾到訪過非洲加蓬等地，現在非洲很多地方和三十多年前的東莞很相似，低廉的人力成本、低下的政策門檻十分適合野蠻生長，他已經打算到非洲新大陸去尋找“第二個東莞”。
任遠的老鄉，今年28歲的河南周口人申豐則打算把自己的LED燈廠轉移到內地。
申豐面臨的遭遇和任遠相似，他如今正在苦苦支撐自己的工廠。
2008年，申豐來到東莞打工。有經營頭腦的他后來自己成立了一家LED工廠，專門做燈帶。
燈帶的核心技術主要是里面能發光的芯片。這個芯片技術如今仍被日本、中國臺灣等大品牌廠家掌握。申豐從外面采購回來芯片和塑料包裝后，雇人焊接組裝，加工成日常用的霓虹燈、家庭吊頂裝飾用的LED燈帶。
因為沒有太多技術含量，像申豐這樣的LED燈帶廠家在深圳、東莞有很多家。申豐說，剛開始一米LED燈帶能賺20元，如今，一米燈帶也就賺幾分錢。
最近，申豐正在與老家的鎮政府洽談政策方面的優惠。申豐說，現在深圳、東莞有的政策，內地也有，甚至還會更多。
“東莞還有什么地方能吸引我？就算把我留下，我上哪里去招工人？”申豐說，東莞、深圳一個工人工資最低不能少于3000元，否則一個小工都招不到，但在內地，1000多元就能招到一名工人。
今年4月，諾基亞關閉了東莞的工廠，圖為廠房1號門處一些物品已經被拆除。
“打工者就像流通不出去的貨幣”
在任遠的心目中，如今的東莞已經徹底變了。
十年前，任遠剛來到東莞時，到處都是工廠，走在東莞的街道，就像他老家的廟會，處處人山人海，路邊叫賣的小商販絡繹不絕。
如今的東莞則異常冷清。工廠旁邊的街上，冷冷清清，人變得越來越少。
位于東莞市南邊的諾基亞廠區，有一座星級酒店。酒店服務員說，放在以前，多數來諾基亞談業務的人都選擇住這里，那時房費一晚400多元，還總是客滿。
今年4月諾基亞關閉東莞的工廠后，這家賓館的生意開始低迷，如今帶有客廳的套房，一晚上也只有200元。
一些工業園區原來曾是鎮村依賴的“經濟收入”，現在這些工業園區中“廠房招租”的廣告隨處可見。從一些廠房外看進去，里面的設施陳舊不堪。
今年28歲的劉強10年前從技校畢業后就來到東莞打工，最開始三年在一家電容器工廠工作，后來經人介紹，2007年來到金寶電子廠，并在這里結婚生子。
劉強的老家在湖南寧鄉縣，像他這么大的年輕人多數都在外地打工。
但東莞金寶電子廠關閉鳳凰廠區，讓他猝不及防地面臨抉擇，是現在回老家，還是繼續在東莞找工作？
劉強說，他現在只會做打印機，但是現在同類的工廠大都飽和，像金寶電子廠這樣的大廠都拆走了生產線，其他小廠也不會有空職位招人。他只能降低自己的工資待遇，去找新工作。
劉強感覺，人就像貨幣一樣，突然流通不出去了，工作沒有保障，讓他非常迷茫。
東莞寮步鎮萬榮工業區聚集著很多電子廠。11月3日，來自四川涼山州的100多名年輕人正在離廠返家。11月20日是彝族的新年，他們每年這個時候都會返鄉，過完新年再回到東莞上班。
他們工作的工廠也是一家生產手機外殼的廠，工資算上加班費每月有3000元。
90后的彝族人博利說，一年他能存兩三萬元，這比在老家大涼山要強多了。“剛從山里出來打工，第一年來了想回去，第二年來了不想回去了，不知回去能干啥。”
對于周圍電子廠紛紛倒閉，博利也感到迷茫，他不知道自己的工廠能堅持多久，也不知道這次回鄉后，回到東莞是否還有工作等著他。
博利說，他現在還不想考慮那么多，他打算以后攢夠了錢，回到老家發展養殖業，現在最缺的就是資金。
在東莞一些工業園區，“廠房招租”的廣告隨處可見。
“機器換人”和“騰籠換鳥”
任遠所感受到的東莞冷清的變化并非今年出現。自2009年以來，原來農民工爆滿的東莞長安、虎門、厚街等鄉鎮開始出現“用工荒”。
在一些私下場合，有東莞的官員認為，隨著勞動力成本增加、原材料土地價格上漲等因素，“世界工廠”東莞與其他地區相比，優勢正在逐漸喪失。
東莞市長袁寶成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其他城市數倍于東莞的土地資源優勢，北上廣深等中心城市和自貿區的“磁吸效應”，制造訂單的“去中國化”趨勢等，都將是東莞“成長的煩惱”。
袁寶成坦言，隨著人口紅利逐步消減，東莞早期在“孔雀東南飛”背景下形成的勞動力“洼地”效應已全面消退，“求工難”已演變為“招工難”，而且與周邊中心城市相比，非但沒有人才引進的成本優勢，反倒會因為城市配套不完善、人文環境不理想等加重成本。
據南方日報報道，面對現實的困境，東莞官方開始大力度推進“機器換人”運動。
按相關報道，市政府設立了東莞市“機器換人”專項資金，從2014年起每年出資2億元，連續3年共6億元支持企業實施“機器換人”，最高補貼比例可達設備總額的15%。
據東莞市經信局有關負責人介紹，東莞推廣“機器換人”之舉，不僅可以緩解東莞制造業企業用工不足、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局面，更為重要的是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加快勞動密集型企業向技術密集型企業的轉變，促使就業人員素質明顯提升，推動東莞整個城市的升級。
“有退有留是東莞制造業升級的策略，東莞有將近30萬家中小企業，不可能每一家都進行機器改造，這是不現實的，一定會有一批企業退出。”有學者這樣分析東莞工廠倒閉現象。
東莞另一項大的舉措是“騰籠換鳥”，讓企業轉型升級。
東莞一位官員稱，改革開放以來，東莞一直是以外貿加工型經濟為主，也以此奠定“世界加工廠”地位，但東莞這些企業多數屬于代工生產或者貼牌生產，自主品牌并不多，高附加值和豐厚利潤都被品牌商拿走，剩下的就是代工廠微薄的人工利潤。所謂的“騰籠換鳥”，即是把現有的傳統制造業從目前的產業基地“轉移出去”，再把“先進生產力”轉移進來，以達到經濟轉型、產業升級的目的。
東莞市某玻璃鏡片生產公司的老板張杰(化名)算是一個成功的轉型者。
他三年前在東莞生產石膏板。張杰說，自己的產品銷售到全國各地。但隨著國家房地產市場調控，他的企業開始走下坡路。他想到了轉型。
他了解到激光鏡片目前屬于一個冷門，很少有企業生產，但這個鏡片用途廣泛。于是他從高校引進6名博士，開始研發自己的激光鏡片。
“我現在一年的利潤，就比我以前做石膏板全部的利潤都多。”
新常態下的東莞
有媒體將近期東莞市制造業接二連三倒閉稱之為第二波“倒閉潮”。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當年倚重外貿出口的東莞市制造業遭遇寒流。據媒體報道，當年，東莞3500多家玩具廠只剩數百家，形成東莞企業第一波“倒閉潮”。
“千萬別再給東莞貼標簽了。”一位東莞市官員稱，一年前東莞被貼上“性都”標簽，提起東莞人們就會聯想到“莞式服務”。事實上，東莞的核心還是制造業，服務業只是制造業繁榮之下的“附產品”。
這位官員向記者再三強調，應理性看待東莞這輪工廠倒閉問題。
他說，最近一段時間東莞市工廠倒閉與2009年前后的“倒閉潮”不同，這批企業倒閉是市場在優勝劣汰，也是東莞市6年來一直“騰籠換鳥”，產業轉型升級進入深水區的結果。
這位要求匿名的官員稱，一方面有企業倒閉，但另一方面東莞新成立的企業也不少。除了國內知名企業在東莞建廠外，還有很多新興高科技公司在東莞注冊。
“關鍵還要看東莞的經濟是否在倒退。”這位官員表示，近6年來，東莞有5年是“個位數增長”，甚至有4年未完成年初定的GDP增速目標，但總體經濟還是平穩增長。
他說，應看到東莞市的年GDP總量已超過5000億元，要再像以前那樣兩位數增長，“這是不現實的。”
今年10月28日，東莞市長袁寶成會見23家海內外媒體。袁寶成表示，2015年東莞關停外遷的企業243家，涉及合同金額為3.3億美元，東莞新增外資項目698個，涉及合同利用外資金額為38.5億美元，同比增長17.7%。這個數據表明，東莞外資企業有倒閉和遷移的情況，但新增外資企業和項目也在不斷增加，東莞經濟發展處于一個穩定增長的情況。
此前，袁寶成也曾公開表示，近期外界關注的倒閉企業大都是智能手機或其生產手機部件的生產商，這屬于市場經濟中優勝劣汰，并不能說明制造業整體遭遇了危機。
對于東莞市的經濟增速問題，袁寶成定性為“東莞經濟新常態”。
袁寶成說，東莞正逐步從高速增長切換為追求更有質量、效益和后勁的中高速新擋位，“這個過程與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期、轉型升級陣痛期等交叉疊加”。傳統粗放的高速增長已經無法再持續，而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續的中速增長已成為全市經濟發展的新階段、新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