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車 徽商造

記者：在中國汽車界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上至一汽、二汽（東風前身）等國家隊，下至奇瑞、比亞迪、江淮、華菱星馬等自主品牌，其掌舵者都與安徽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系，可以說是“中國車，徽商造”，您如何看待這個現象？

劉漢如：的確。中國有三分之一的中高級汽車人才都是合肥工業大學培養的，包括中國汽車元勛一汽前老總耿昭杰、工信部部長苗圩、中國汽車工業進出口總公司黨委書記陳偉農、東風汽車董事長徐平、東風汽車總經理朱福壽、江淮汽車的前任董事長左延安、比亞迪董事長王傳福、奇瑞汽車董事長尹同躍等，我們都是校友。包括江汽、奇瑞和我們在內的三家安徽企業都有共性，大家都是自主品牌，都是國有控股，領導者也都是合工大畢業的，這種汽車行業中的安徽現象或者說安徽板塊在全國都很少見。

記者：那您如何評價安徽自主品牌汽車產業的發展呢？包括江淮、奇瑞和華菱星馬在內，三家企業的產值加一起還不到千億，此前一直傳聞三家將整合實現“大安汽”夢想，現在有進展嗎？

劉漢如：之前的重組沒有成功，以后要實現重組的話必須依靠市場的力量。如果重組成功，我們希望把重卡的生產都集中在這邊，成立卡車事業部。

看好商用車的未來

記者：和乘用車領域不同，華菱星馬汽車一開始瞄準的方向就是專用車和重卡，在沒有國家重點扶持的情況下，順利殺進重型車市場一舉成名，您如何看待這個市場未來的發展？

劉漢如：通常情況下，一說到汽車大家第一個反應就是乘用車也就是小轎車，但是我認為，未來中國汽車最有潛力、在國際上最能喊出自己的聲音，并具有強勢地位的，一定是商用車，包括重型卡車和客車。原因很簡單，一方面，商用車的批量小，不像轎車動不動就有一百萬、幾百萬輛的規模；另一方面，商用車既是技術、資金密集型，也是人才密集型，但更重要的，還是勞動力密集型，對于中國而言，這是優勢，自主品牌好好做一定不會輸給世界上任何一個競爭對手的。

此外，從技術角度來看，我們的技術比發展中國家強，比發達國家也差不了多少，成本優勢明顯。除了西歐和北美，世界上其他地區都是潛在大市場，而且商用車市場的競爭對手不是那么強，世界第一大企業一年也就做十萬臺左右，所以我們是錯位發展，只做和商用車有關的領域。一旦技術確立了，配上很好的質量管理就可以塑造一個優秀的品牌。我們認準一個方向，就不會不停調整方向或者根本上迷失方向，如果能堅持就一定會到達彼岸，全世界任何事業獲得成功都貴在堅守和堅持。

記者：那么乘用車領域呢，為什么自主品牌優勢就沒有那么明顯了？

劉漢如：那個領域的競爭非常激烈。目前，自主品牌發展會遭遇很多困難，因為沒有積累。不是我們做得不好，而是國家政策保護不夠，這么多年的政策都傾向合資品牌，完全靠對方給飯吃。要知道，這些品牌是很現實的，市場不好他們就會走的，就像服裝和鞋子等加工企業一樣，一旦沒有市場和成本沒優勢就紛紛撤離中國了，跑得比兔子還快。這點我感觸很深，三五年前在美國的貨架上想找一樣不是中國制造的商品很難，現在完全不一樣。世界是開放的，我們還是要走出去，關鍵是市場說得算，技術資金人才都是按市場配置來的。

信仰市場的力量

記者：從業績來看，華菱星馬汽車受宏觀經濟走向直接影響，如何將這種影響納入可控的范圍呢？

劉漢如：有些困難是企業可以積極作為去改變，有些則不能。一般來說，商用車要滯后乘用車一個周期。當金融危機和宏觀調控來臨時，最先遭殃、休克的是商用車；而當形勢轉好時，最后復蘇的才是商用車。所以你剛剛說到我們的年報，去年我們業績好是因為2012年跌得太狠了。

企業面對的情況是紛繁復雜的，任何一個環節或者一個突發事故，也許你這個企業就挺不過來了，但是也不能無止境地干，遇到問題了，有時候就是靠經驗、第六感覺或者說是領導人的睿智去判斷。做企業久了自然會在困難時有判斷，就像條件反射一樣。

現在有的企業和企業家成功后就覺得自己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做好，但是經常是“一大就狂，一狂就亡”。王永慶的企業為什么能做那么好那么久，他也經歷過發展的波峰波谷，但是很平穩地就讓企業過渡了。李嘉誠這么多年也會有輸有贏，但是贏多輸少，態度決定高度。我們現在還有好多工作沒做好，所以要“深挖洞廣積糧緩稱王”，加強管理、完善質量體系、建立優秀的售后服務，企業效益好資本市場自然會投票。

記者：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上，您關于市場經濟有很多精彩發言，結合企業的實際發展，您如何理解并預測中國的改革進程？您在國企工作到現在，市場經濟給你最大的感觸是什么？

劉漢如：原來就是政府干預得太多，所以說現在要管好政府這只手，放開市場這只手，一定要讓市場去配置資源，讓市場去發揮主導作用，形成真正的市場經濟、減少政府干預。國外不認可我們的市場經濟，說明我們的市場化改革還不夠深入，還要繼續深化市場體制改革。現在的改革還要面對包括利益集團、央企等各方面的阻力，所以現在成立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既說明中央非常重視，也表達了沒有退路的決心。

現在確實是非常堅決，就這一條路。國家深化改革已經到了重要的時刻，只有通過市場化和改革才能解決很多實際問題。現在已經到了一個關口，不是開門還是關門的問題了，而是如何進一步開放，進一步深化改革，進一步市場化的問題。即使大家對現實不滿，大家也都不會愿意回到計劃經濟時代了。因為現在已經到了完全市場化的階段了，應該去充分競爭，政府這只手加強監管就行，市場的問題交市場去解決。

記者:除了市場經濟，今年的兩會上還有哪些話題讓你印象深刻？

劉漢如：今年我關注的話題還包括給企業減負、助推實體經濟發展；加強交通安全執法力度；打擊假冒偽劣；保護知識產權；凈化流通環節，促進現代物流業發展等等。

我感受最深的除了深化改革之外，就是關于農村改革和國企改革兩個問題。關于土地流轉、集約化生產、家庭農場以及處理農民和土地的關系等問題，大家之前想得是分分合合，也在猜是不是要走回頭路。兩會上，關于這些問題也給出了清晰的答案，要堅持十八億畝耕地的紅線不動搖，深化農村土地改革制度等等。之前也許有誤導和誤區，但這次我們看清楚了，中央已經規定了方向，就像開車上了高速公路，只能往一個方向開，不能走走停停也不能想下來就下來。第二個就是關于國企改革，大家都在關注混合所有制，但是要保證不要趁改革之機和權貴勾結瓜分國有資產，必須要保證國有資產不受損失。市場化管理之后，該聘請職業經理人管理就去聘請，該做官就做官，該經商就經商，不要再混沌不清了，中央的立場很堅定，不容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