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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說，機床作為萬機之母，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國家一直虧欠著她。改革開放40年，就機床行業來看，投入數量不過區區數百億人民幣。中國機床行業雖然渡過了哺乳期，但仍處于需要國家從戰略高度悉心照料的青少年成長期。但國家層面只做了縮手縮腳的有限投入，在幾十年的發展歷程中也走了一些自傷筋骨的彎路，讓這個代表國家工業水平、國防工業基石、關系到國計民生的行業，逐步成為一個營養不良的產業。
老無所依
濟南鑄鍛所4月份正式破產，壽年63歲。
當年曾經是機械工業部的一類研究所，創出了無數輝煌。早在1959年鑄鍛所就編制完成了中國第一套鑄鍛機械方面的國家標準，使這個行業第一次有了國家標準。它也是諸多行業發展的發動機，曾經為小鴨集團公司研制的滾焊機，用于生產滾筒洗衣機電機鋼板外殼，完全替代了意大利進口設備；90年代初，鑄鍛所受魯光燈具廠委托，研制了中國第一臺數控折彎機。還有第一臺液壓傳動剪板機、第一臺模鍛型磨擦壓力機、第一臺數控激光切割機、第一臺數控激光焊接機等。幾十多年來，濟南鑄鍛所創造了太多的國內第一，是業界重要的頂梁柱。
解放前來自于河北交河縣、獻縣一帶的小資本業主在濟南開辦的工廠，成為濟南市鑄造業形成和發展的工業基礎，這些力量是濟南發展重工業的生力軍，可以認為是濟南重工業之母。而濟南，當年機床制造王牌基地，從一機床到五機床，從車床、內外圓磨床到鍛壓機床，是顯赫一時的機床集群。而隨著鑄鍛所欠債無數，失血過多，安靜倒下，如今幾乎只剩下二機床孤家寡人。除了機床之外，濟南的洗衣機、輕騎、棉紡等制造業也都是響當當的，高校人才資源濟濟，旅游資源也不少，加上四通八達的省會通衢地位，濟南手里那么多的制造好牌，怎么就會打的稀爛？
濟南鑄鍛所可以說是培養私企老板的搖籃，從鑄造、鍛造到清理設備。這些大批的大小老板，基本上是原來單位的技術或者銷售。大家不斷跳槽后成立一個個小公司，大肆挖走原單位的客戶。新陳代謝能力不足，鑄鍛所只能像一顆老樹，日漸枯萎，最終倒下。
2018年機床工具行業規上企業主營業務收入7151億元，而企業將近6000家，這意味著平均每家產值在億元。2001-2006年機床行業規模以上企業數量變化不大，都在2000多家左右。而在2007年暴漲至4000多家，增幅高達78%。而最近六年穩定在5000多家。作為定義設備行業的精度、速度和效率的母機行業，自身卻畸形地產生了一大堆土豆企業。
而在更小的領域，例如電火花加工EDM領域，整個市場不過幾十億的產值，有300多家公司，整合行業超過1個億的企業，不超過4家。這種遍地開花的行業，相互降價，極大地削弱了整體行業的盈利能力，和研發力量。
這次倒下的鍛鑄所，在機械部98年撤銷之后就歸到國機集團，2009還成功改制。雖然背后有大山，但卻照倒不誤。看上去是否歸到大央企，其實一點不重要。現在大連機床已經并入到通用技術集團，而沈陽機床的并購方案，也在進行之中。這種做法完全不符合國際上機床走專而精的路線。未來的路究竟如何，迷霧之中尚無確切答案。最近一段時間，尤其是近一年來，由于資金、市場等困難，許多企業紛紛被國企“擁抱”。這種像轉手包袱一樣地托管，恐怕只會拖延病情，無法真正解決問題。其實如果能夠真的能夠釋放企業家精神，讓地方國企回歸市場機制，恐怕遠比收歸央企托管要強。
那些失去活力的院所，老無所依。而機床行業，同樣是老無所依。
被打斷的腰
新中國的機床幾乎是從零開始起步的。作為中國重工業發展的母機，一切都是從規劃開始。1952年中央重工業部確立了一個著名的專業分工思路，對中國機床行業的發展影響巨大。“化萬能修配廠為專能機床廠、全國專能聯合再成為萬能機床”體現了一種系統化布局的思想，按照全國一盤棋的專業攻關精神，確立了18個機床廠的分工與發展。這就是后來的“機床十八羅漢”。當時的規劃帶有很強的指令色彩：一個羅漢只有一個規定動作，一個機床企業只能做一種機床。這在當時起到了資源集約的效果。“十八羅漢”也因此成為中國機械工業的看家花旦，而機床也被請進中南海受領導檢閱，一時間成為“國民機器”。
圖1：1957年一機部直屬機床廠
至此，我國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機床工業體系。布局清楚，相互不交叉，充分在一窮二白、有限資源的情況下，集中力量做了大事。
更重要的是，除了重點骨干企業群體外，還建設了眾多的技術研發機構。這是支撐18羅漢的脊梁，是中國機床的腰部。
在當時全行業有8個綜合性研究院所，形成“七所一院”的綜合性專業技術研發機構（稱為“一類所”）；更厲害的是，還有37個專業研究所與企業設計部門，形成了機床工具行業的科研開發體系的第二道護城墻（稱為“二類所”）。
圖2：兩級護腰支撐機床大羅漢
當時最為著名的三個硬核，成為18羅漢硬朗的腰部，為機床行業強筋壯骨的作用。那就是從1956年的金屬切削機床研究所（后來北京機床所）），負責8個方向的綜合性技術中心；同年成立的大連組合機床所，研究設計高精度組合機床和自動化生產線；三年后，廣州機床研究所成立負責配套的造型設計、液壓、密封等基礎技術。到了1985年，機床行業有37個專業研究所全部建齊。
一個足球隊雖然只有11個人，但卻是一個精心設計、運行良好的最令人著迷的運轉機制。球隊的腰部，成為球隊勝負的關鍵，中場發動機的好壞直接決定了前鋒的突破能力。可以說，有了這些運轉良好的腰部，中國的機床行業的發展，起到了尖刀性的突破。
然而在1999年一刀切的院所轉制，國家計委的242個院所隨之下放。他們像麻袋里的土豆一樣，被呼啦地甩出去滾滿一地，四處滾動，各由生死。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這些院所隨機向地方產業經濟隨機靠攏。
改制的一聲號令，廣州機床研究所直接被進入國機集團， 2011年09月改制更名為廣州機械科學研究院有限公司，如今成為專業的密封研究與生產單位。
在略作掙扎和抵抗之后，2000年大連組合機床研究所也在直接行政干預下，整體強制并進入大連機床集團。主要技術骨干隨即大面積“逃散”，機床院所主力靜悄悄地融化。隨著如今大連機床的破產，這個曾經機床王牌院所的存在，已經變得不那么真實了。只有閱讀歷史檔案的時候，才能依稀感受到它當時轟隆隆的脈搏。
而最早、最具規模的北京機床研究所，同樣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從一開始就參加機械部組織的多項行業技術攻關，如高精度精密機床行業攻關、第二汽車廠制造設備的攻關、數控技術及裝備的攻關等，試制了中國首臺臥式加工中心。北京機床所在行業中引起最大的爭論是，它與日本發那科之間的關系。1980年，北京機床研究所通過許可證轉讓的方式從日本發那科（FANUC）公司引進數控系統技術，隨后從“六五”（1981-1985）開始，國家連續組織了幾個五年計劃的數控技術攻關。1992年二者成立合資公司。它在推廣發那科數控系統方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有人甚至慨嘆這個合資項目幾乎斷送了中國的數控系統產業。2011年底，北京機床所整體加入通用技術集團，沉下水面。
二十年后，火速改制當年寄出去的賬單，終于回來了。這個時候，中國機床行業就像被打斷了的腰，只能拖著前進了。許多機床老總在談到當年的一類所和二類所的時候，非常留戀。就像“有困難找警察”，機床企業那個時候，如果有工藝問題，都可以去找大連所和北京機床所。
在中國，大學、研究所等都變成盈利機構了，與企業爭利。他們就像是一個科研小商人，也斤斤計較地算著小帳。
而昔日名揚天下的十八羅漢，聽上去更像是一個江湖上的傳說。機床的專機戰略性和通機的市場性被混為一談，市場布局亂了套，整體戰略上的設想也幾乎沒有。重型機床企業就是典型例子。五坐標聯動數控龍門銑床，生產的廠家也幾十家。位于西南邊陲的昆明機床廠，花巨資建造了一座嶄新的擁有200噸吊車的重型廠房，進軍大型數控龍門鏜銑，且不說制造問題，產品運輸也多是一個極大的問題。雖然是上市公司，也經不起折騰。2018年5月黯然失色，昆明機床成為為云南A股企業中第一個退市企業。
大敵當前，家底孱弱，卻依然亂成一鍋粥。
談到國家的支持
國家對機床行業不是沒有支持，2009年啟動的04專項是最令行業振奮的興業之舉。然而04專項實踐十年，成果有一點，問題一大框。除了資金強度不足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資金使用效率太差。600個課題，一把胡椒面撒下去；而且一個課題還要幾家來分，“同心協力拿課題、同床異夢做科研”，各自為政完全沒有協同效應。而限制條款太多，幾乎又走向了“科研”的偏鋒。這種專項本身帶有強烈的“科技部屬性”，一開始發指南時就要求指標、申請專利、發表論文、培養人才等，后來甚至還加上了科技報告等。每次課題申請搞了那么多考核指標，最后不過都是一堆論文廢紙、若干無用的靜態指標（實驗室的指標跟工程應用的指標差別不止一個量級），行業的共性技術依然遙遙無期。實際上，這種本來扶持行業工程化的項目，目標只需一個：能不能實地應用、能否規模化使用。其他的考核指標，直接切掉才好。值得慶幸的是，轉機的端倪也在出現，上海交大在臨港的創新中心，致力于汽車關鍵部件加工的機床產線的工程化驗證。一開始就得到諸多汽車廠的參與，直接提供型材，真機真刀地切下去。這才是一條可值得期待的轉化之路。
國外給予機床行業，既有直截了當的財政支持，也有多元化的政策體系。美國國防部曾經補貼給格里森滾齒機2億美元，并且協助格里森私有化以掩護財務做賬。美國一方面結合汽車、軸承的生產需求，另一方面將電子、計算機技術等融合，雙向促進，使得美國機床不僅可以提供高性能機床，也可以為中小企業提供經濟型機床（如法道、哈斯）——這類機床在中國市場同樣非常有競爭力。
除了資金之外，更重要的是，還有大量非常細致的政策保護和法律保障。日本1956年就有《機械工業振興法案》，機床名列首位！提供96億低息貸款。在后來的20年，連續進行了四次修訂，不斷完善法規的保護。除此之外，還有《機電法》、《機信法》，從法律層面引導發展，造就了日本成為機床最強國之一。
1976年前的十年中，日本政府直接對機床的基礎科研貸款5億日元，不計效益硬砸坑。這一段時間正是日本機床騰飛的黃金時代，1982年徹底超過美國。美國隨后反擊的時候，也是跟當下特朗普的做法一樣，外部四處干涉各個國家的貿易協定，對內則是多種資金渠道扶持非盈利研發機構，零利潤地為企業提供服務，最后美國機床也迅速復蘇。
歐洲情況也一樣。在德國，也有類似保護法案，如果建立研發中心，德聯邦直接給研發中心補貼30%。而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家，無一不是靠政府貸款、國內購買等非市場經濟手段，使得兩個國家的機床產業直接上位。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支持的方式也常多元化。行業出現危機的時候進行國家補貼、工人工資補助等；為基礎研究機構提供資金但這些機構都是非營利組織，以便更好地為機床企業提供技術支撐。扶持一個行業是需要一套復雜的組合拳，這也考驗著政策推手的細密性。簡單地、條框化地使用資金，只能使有限的資源大打折扣。
營養不良的母機
中國機床行業，在高端幾乎是完全失守，低端國內混戰，中端交鋒。
中國機床工業的總產出始終占世界總產出的四分之一左右。2012年中國金屬加工機床消費市場的增長速度由2011年的32.9%斷崖式跌落至-2.1%，衰退一直持續了5年左右，直到2017年才出現恢復性增長。
2017年，我國機床出口總額32.8億美元，同比增長11.3%；機床進口總額87.4億美元，同比增長16.3%。盡管機床進口總額有所上升，但進口機床占國內機床市場總規模的比重從2012年的41%下降至2017年的29%，表明國內企業正在努力向高端技術、替代進口方向發展，逐步降低我國對國外高端機床的依賴。
機床這個市場環境惡劣，行業市場很小，自然很難得到GDP至上的視。即使機床強國之如德國日本，機床行業占GDP也不過0.2-0.3%。然而德日美都拿這個當寶貝，含起來都怕化了。
這是國之重器！一個國家工業強國的標志是什么，第一就看機床！機床是一切制造的精度、速度和效率的量尺。然而，中國機床行業，一直就處于邊緣位置。就各種產業政策、資金扶持而言，機床行業就是冷板凳選手：置之一邊，少聞少問。
不管是功能部件和主機，中國現在都有不少的技術底蘊，有著經年的科技積累，行業“基礎共性技術短板突出”的現象是顯著的，而產品的工藝性驗證同樣也是長期缺失的。國外企業產品研制與工藝驗證投入比例一般在1:5甚至1:10，而試驗面積與制造面積之比在1:0.5-1:1左右。國內傳統老牌機床企業的通病：盈利能力不強，缺乏實驗驗證能力和條件，“做得出”樣機，但無法通過工藝性驗證進行完善，最終難以進入高端市場。再加上高檔數控機床研發是“高投入、低產出”，企業不堪重負，長期陷于“可靠性低——難以形成規模性應用——不能通過規模性應用提高產品可靠性”的低端鎖定。
機床有通用性的一面，但也有戰略性的一面。簡單地靠市場機制、靠兼并和歸堆，絕不是機床的發展之道。而放到社會資金解決也不太現實，因為機床行業周期性明顯，差不多五年一個周期，1年半好三年半壞。投資機構最怕的就是這種行業。靠簡單的社會投資和回報率，是不可能解決這種投資巨大、回報慢而且呈現周期性顛簸的產業。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讓這樣的高端產業（盡管極小）生死自負。發達的工業國家都采用了非常復雜的政策組合手段，全方位地助推了機床的發展。
而那些把機床簡單地歸到市場中去的想法，真是糟透了的格局。
中國有世界上最大的用戶群。2002年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機床消費國，中國機床市場消費額在世界機床消費總額中的占比曾一度達到近40%，至今繼續保持在1/3左右的水平。在高端領域，由于差距懸殊，國產機床基本上還不具備市場競爭能力。而中端市場領域一直是國產機床與進口機床爭奪的主戰場，也是我們曾經瀕臨全面失守的領域，爭奪這一領域的市場份額，是多數機床企業長期以來的主攻方向。
然而，天質本高端的機床母機行業，在中國一直營養不良。這其中，反而是四處覓食的民營企業，為這個行業增添了一抹令人期望的暖色。像大連光洋不僅僅發力高端五軸機床，而且在控制系統、轉臺、力矩電機等精密零部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進展。機床行業要發展，必須要有健康的零部件產業。其實這是整個中國制造業暴露來的問題：只迷信最后的大機器的集成，為一個個首臺套歡呼，而忽略基部零部件的突破，是萬萬做不好中國的裝備制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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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床是需要分類管理。它既包含了戰略級別的專用機床和關鍵部件；也包含了通用機床。通用機床自然可以放開市場競爭，但戰略機床絕不可以放到市場中去。就像支持5G一樣，旗幟鮮明地為這類機床撐腰。而那被折損了的共性技術腰部，必須“連”起來。這是通向高端制造跨不過的檻兒。
拯救中國的戰略機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