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無論是奧巴馬任期內推行的“再工業化”政策，還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多次提到的要重振美國制造業，將海外制造業產業鏈和工作全部搬回美國，美好愿望之下，收效似乎并不明顯。二戰后，美國制造業經歷了怎樣的衰退歷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美國今日懸殊的貧富差距是否與制造業的式微有關？美國再工業化的努力，對當前的中國又有怎樣的啟示意義？

逆差背后：美國制造業的衰落

     二戰后，美國憑借汽車、鋼鐵、飛機等領域的絕對優勢成為世界制造業霸主。此時的歐洲和日本，百廢待興，全球制造業領域，美國一家獨大。美國制造業從業人數比例在1945年達到38%的頂峰，自此便開始下滑。制造業增加值比重，也在1953年到達28.3%的頂點后，掉頭向下。

      美國制造業增速的下降，不僅導致了美國經濟增長的下降，也帶來了不斷攀升的美國對外貿易逆差。二戰以后，美國保持了全球第一大順差國地位二十年。1948-1966年期間，美國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國，1968年，美國第一次出現貿易逆差，但金額較小，只有11億美元。此后的十年間，出現了兩次全球石油危機，美國石油進口成本大大增加，制造業加速外遷，貿易逆差迅速擴大。1976年起，美國變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逆差國，并持續至今，2018年貿易逆差超過8700億美元，占GDP比重超過4%。

      美國制造業的衰落和外遷是全球貿易格局變化的重要原因。全球貿易格局的劇烈變化，美國由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國轉變為逆差國，德國、日本和中國相繼崛起接棒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國，其背后是全球制造業版圖重心從美國向外的轉移。二戰后美國強勁的出口得益于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建立起的完善的工業體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制造業中心。伴隨著德國和日本的相繼崛起，1967年德國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順差國，1983年，日本又接替德國第一大的貿易順差國，2001年德國再次反超日本，直至2009年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國。

      從曾經的“世界工廠”到貿易逆差，美國經濟在“服務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1980年，金融、房地產與專業服務增加值在 GDP 中的占比首次超過制造業，而進入90年代，信息技術行業崛起成為美國增長的新動力，方興未艾的互聯網科技似乎讓人忘卻了美國傳統制造業衰退的事實，曾經輝煌的鋼鐵、汽車行業也由經濟龍頭變成了夕陽行業，漸漸被遺忘，鐵銹帶成了制造業衰落區的代名詞，而華爾街和硅谷則成了聚光燈的絕對寵兒。

從制造業天堂到金融帝國

      制造業衰落硬幣的另一個側面，是金融業和信息科技的崛起。從美國財富500強的公司名單中，可以清晰地發現，自1955年一直到1980，美國傳統生產性行業的在財富500強比重仍在70%以上，而直到1990年以前，財富500強中幾乎看不到金融業的身影。以制造業為核心的傳統生產性行業的黃金時代，也是美國制造業工人工資增速最快的時期，1981年，美國制造業工資增速達到10%的高點，自此就一路下滑。而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以及美國金融自由化的開啟，直接改變了此后的美國行業格局，“美國夢”中制造業的成色逐漸淡化。

     分水嶺出現在上世紀80年代。80年代開始的美國金融自由化和監管放松極大促進了銀行和保險公司的壯大。進入90年代，金融混業經營改革進入快車道，傳統制造業的比重在1995年下降到50%以下，而金融業、其它服務業的比重開始上升。美國財富500強的企業結構自1995年起基本保持穩定，傳統制造業在45%左右，而新興技術產業、金融業和其它服務業分別維持在20%、15%和15%左右。到2019年，美國制造業就業僅占全部就業的8.4%，工資增長也處于歷史最低。而美國在傳統制造業式微的過程中，建立起了世界最強大、最復雜、最精細、覆蓋最廣泛的金融體系。

      關于美國過去70年的產業變遷的因果，一個深入人心的經濟學解釋是，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發達國家一方面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保持擴大金融業的優勢、保持對跨國資本的掌控，另一方面加速中低端制造業的全球化轉移和布局；而新興發展中國家有人力成本優勢，承接發達國家的落后產能，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起點實現工業化。

     而產業全球化的一個直接反饋是，發展中國家廉價的制造業商品沖擊了發達國家的市場，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為了降低成本，采取裁員、降低員工福利，或者加速將生產轉移外包等措施，進一步促成了發達國家的產業空心化，直接導致了發達國家中下層工作機會的流失和福利的下降，時薪70美元的美國三大汽車巨頭工作也成了美國制造黃金時代留下的絕唱。

     金融業的迅速增長，在支撐美國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創造了大量的資產泡沫。股市和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在2008年帶來了堪比大蕭條的全球金融危機，關于經濟金融化利弊的爭論從未停止，但金融和制造業此消彼長的關系卻格外清晰。

全球制造重心的轉移

      縱觀歷史，一個國家的相對衰落總是伴隨著新挑戰者的崛起。德國、日本和中國在1970年后的50年中，相繼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順差國，以及重要的制造業中心，隨后中國等亞洲國家的成為全球制造業基地之一。

     1978-2018的四十年間，中國經濟年均增速超過9.5%，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30%，其中世界工廠和外向型經濟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1978年，中國出口、進口占全球比例均低于1%，在全球制造業中也處于邊緣位置，且高端制造設備嚴重依賴進口。此后的20年，中國憑借土地、人口和政策優勢，通過“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建立了以出口導向為主的制造業體系。

      加入WTO是中國經濟的重要轉折點，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迅速向上攀升，優惠的土地和稅收政策、人口紅利以及不斷完善的基礎設施讓中國迅速建立起完整的工業體系，釋放出巨大的產能。中國制造業產值在2004年超過德國、2006年超過日本，并在2010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中國經濟結構的深刻變化，由改革開放初期高度依賴發達經濟體的技術和設備為主的進口體系，轉變為最大的制造業產品凈出口國。

      在1950年，美國制造業產值占全世界的比例高達40%。而到2018年，美國工業產值為2.97萬億美元，其中制造業產值為2.33萬億美元，占其GDP的比重僅為11.4%，而中國2018年工業產值達到了5.53萬億美元，其中制造業產值達到了4萬億美元，占GDP總量的比重為29.4%。中國的制造業產值是美國的1.7倍。中國已經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制造業產業鏈，中國制造和世界工廠，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標簽。

      無可比擬的人口紅利、完善的基礎設施、優惠的稅收條件，讓中國用了僅僅三十年的時間就成了世界第一大制造國。筆者認為，美國制造業的衰落依然是內因驅動，包括產業政策、金融和信息產業的興起、跨國公司資本全球化布局以降低成本的需求等等。但不可否認美國制造業相對衰落中的中國因素——中國的崛起、中國經濟的規模效應和制造業多個行業的產業聚集效應，客觀上加速了美國企業中低端制造業外遷和在中國的布局。全球制造重心，已悄然轉移。

       自1894年美國GDP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經濟稱霸全球已經超過一個世紀。盡管制造業產值被中國超過，但美國制造業規模依然很大，很多高端制造業依然處于全球壟斷地區。但離開了傳統制造業的美國，是否能夠繼續保持強大與自信？

式微的制造業與擴大的貧富差距

       制造業式微之下，是美國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1973年之前，美國工人的工資收入基本同生產率的提升同步，但二者的增長斜率在1973年后出現了迅速分化。美國實際工資增速在1973-2017年僅增長12.4%，遠低于生產率77%的增長，更低于金融資產的復合增長。而美國實際工資的中位數，在1979-2014年之間，基本沒有增長。美國后50%的人群收入，在1980年之后出現大幅下降，到2014年僅占全部人群收入的12%，而且還在持續下降中。

      貧富差距的擴大不僅體現在工資性收入，更重要的是財富差距。Ray Dalio在全球經濟周期研究報告中，也多次討論到美國制造業工作的流失和財富差距的急劇增大。當前美國的貧富差距已經接近大蕭條前夕的1930年，直奔馬克吐溫和菲茨杰拉德筆下的鍍金時代，而鍍金時代美國貧富差距的巔峰期，1%的富人擁有接近90%的財富。

       根據Thomas Piketty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的研究，從1913年到2014年，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群占有的財富份額，總體上呈U型，且財富差距在任何時期都大于收入差距。財富差距在1913-1930年間波動較大，自大蕭條開始快速下降，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保持低位，隨后又大幅上升，2014年已經接近大蕭條前的水平。今天，美國最富有的10%人群擁有全部資本的70%，其中有一半為最富有的1%人群所擁有，而50%的底部人群，只擁有全部資本的5%。

       貿易逆差的失控、制造業的衰退、中產階級的萎縮同貧富差距的擴大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如前文所述，制造業的衰退和外遷導致美國貿易逆差自1970年代后期加速擴大，制造業比重的下降和國際收支的不平衡意味著進口商品大幅增加，取代了國內生產的商品。而這又進一步打擊了美國的制造業，對美國經濟的競爭力產生了較大損害，曾經的制造業中心五大湖地區淪為鐵銹帶，大量制造業工廠倒閉，制造業失業人數劇增，從事制造業的中產收入家庭數量大幅減少，而新增的服務業就業從數量和就業質量上都難以同待遇豐厚的制造業相比，收入不平等迅速加劇。

       同時，里根在任期間，受新自由主義影響，推行以減少社會福利支出、降低稅率、放松金融管制為主要內容的里根經濟學政策。稅收和再分配政策本是縮小貧富差距的有效手段，但里根的減稅主要在資本利得方面，高收入人群稅率的下降也遠高過低收入人群，導致高收人群者和大企業獲得了絕大多數減稅紅利，進一步加劇了社會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可以說，制造業的衰退和金融業的高歌猛進帶來了一系列嚴重問題，而時至今日，這些問題并未得到有效緩解，已經成為美國社會的痼疾。

再工業化的啟示：美國能否再次偉大？

       美國制造業衰退是一個在美國學界、政界、商界中討論已久的話題，而大洋彼岸的中國，對這個問題似乎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筆者認為，這個話題，是引發當前中美經貿關系困境中最重要的深層原因之一。幾十年來，美國的經濟和外交版圖，從日美貿易戰到如今“美國優先”下的貿易保護主義，背后都有美國制造業的影響和考量。

       特朗普自當選以來，一直以“讓美國再次偉大”為主要政策口號，大打制造業牌，不斷對外挑起貿易爭端，迎合美國藍領階層對美國制造業外流，以及美國勞動力和資本收入分化不斷增大的不滿。特朗普的口號代表了美國精英中一個有代表性的觀點，即中下層就業機會的喪失與中國制造業的崛起緊密相關，而且德國、日本、墨西哥等對美國有大量貿易順差的國家都在其針對范圍內。雇美國人，用美國貨也讓特朗普贏得了中西部鐵銹帶的大量搖擺州選票。

      事實上，美國再工業化的努力并非自今日始。在美國國內，從政府國會到高校大學，重振制造業的呼聲早已此起彼伏。奧巴馬在金融危機之后推行“再工業化”政策，大力強調制造業的重要性，并在2009年12月公布《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然而兩任總統的努力，十年時間過去，美國制造業似乎沒有出現期望的繁榮，制造業新增就業人數同服務業比相形見絀，美國經濟脫實向虛的腳步并未停止。去工業化經歷的時間，或許需要同樣或者更長的時間，來重走工業振興的道路。

       而無論是近期引發熱烈討論的紀錄片《美國工廠》和福耀玻璃北美工廠，還是美國CBS的紀錄片《美國：制造希望》，都是美國制造業危機的一個縮影，不斷曝光的美國制造業問題，不斷增加的社會對美國制造業現狀的研究文獻，都是社會對這個問題的反思。

        不可否認，美國的高科技新興產業依然強大，但試圖重新恢復美國傳統制造業地位，將是一個痛苦而漫長的過程，且當前的美國，已經不具傳統制造業再次發展的種種歷史優勢。未來更可能出現的情況是，高端電子制造業和傳統制造業命運迥異，電子信息科技的終端制造業或許可以部分回流美國，而傳統制造業，正如曹德旺和他的福耀美國工廠的實驗，在當前的美國，很難再現昔日的榮光。

       今天，美國的政商學各界，都已經認識到制造業工作崗位的大量流失，是美國中下收入群體處于困境的關鍵因素所在。美國西北大學教授Robert Gordon的《美國增長的起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中，就一陣見血地指出，二戰后美國推行的去工業化，在制造業衰落的同時，信息產業和金融業卻在迅速崛起，掩蓋了很多制造業衰退帶來的問題，然而第三次科技革命中信息產業的創新和突破卻集中在社會的部分領域，對生產力的拉動和經濟的增長促進作用遠不及第二次工業革命一樣全面和徹底。制造業的重要性，遠超過GDP里的一行數字，作為技術創新的源泉和經濟增長的動力，一國的繁榮離不開制造業。

        因此，金融危機以來，主要的發達國家紛紛開始反思過去的制造業外包政策和后工業時代重服務輕制造的思維，重振制造業成了各國經濟政策的主旋律。無論是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還是今天的中國，都極大地受益于制造業的繁榮和工業化的過程，服務業難以支撐經濟高速增長也已經成為學界共識。如何在經濟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型的過程中，保持制造業的優勢和傳統，是一個持久的考驗。制造業在一國經濟競爭力中的核心地位不應被忽視，高端制造和傳統制造也并不天然矛盾，降低制造業稅負成本，鼓勵制造業發展，對當前的中國，有著比以往更加重要的意義。留住制造業，就留住了就業、增長和國家的未來。